提起董秋芳，可能有些青年讀者對他感到生疏。但是，如果讀過魯迅先生的《文藝與革命》的讀者，就會知道早在1928年3月，北京大學英文系有位學生用筆名冬芬，寫了一封長信給魯迅先生，請教文藝與革命問題。魯迅先生把他的“來信”放在這篇復信形式的作品前面。這位冬芬，就是董秋芳。他曾翻譯俄國作家的散文、小說集《爭自由的波浪》。這本書經魯迅先生校訂，寫小引，收入未名叢書。1930年，董秋芳在山東濟南高級中學教書時，與胡也頻、丁玲聯(lián)系比較密切。他在福建從事文學等方面的活動，將近十年之久。在抗日救亡活動中，在培育青年作者方面做過許多工作。

董秋芳（1898-1977），浙江紹興人。他是由于郁達夫寫信邀請，1937年4月初來福州，在省政府公報室做編譯工作。剛到福州的頭兩個月里，他在工余只寫一些記事性的散文和雜感，例如：《到福州后》、《福州的蚊子》、《敬告放“爆仗”的福州同胞》等。這些作品，反映了他初到福州的見聞和感受。

七月間，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董秋芳滿懷愛國熱情，積極與福州文化界人士共同商討抗日救亡活動大計，并和平凡文藝社、前進半月刊社等文藝團體多次集會，研究福州文化界如何成立自己的抗敵組織，集中力量從事救亡活動。那時，在福州最有號召力的著名作家是郁達夫，但他剛好去上海迎接從日本歸國的郭沫若，所以，董秋芳和詩人楊騷是發(fā)揮了比較大的作用的。7月28日，福州文化界抗敵后援會成立，會員分為團體和個人兩種，選舉了6個文藝團體和董秋芳、楊騷等5人任干事。實際上，許多具體的會務是董秋芳負責的。

福州文化界抗敵后援會成立后，就緊張地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八月中，舉行了第一次募捐游藝會，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短劇，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保衛(wèi)盧溝橋》等抗日歌曲，還出版了特刊。董秋芳寫了《我們要予“膺懲”者以“膺懲”》在特刊發(fā)表。通過這一次演出募捐活動，起了良好的宣傳作用，他們把這次收入的款項交各界抗敵后援會集中匯寄前方。為了擴大宣傳，董秋芳和楊騷具體負責《抗敵導報》的編輯工作。他還寫了兩篇雜文發(fā)表。在《劃時代的國恥紀念日》一文中，他認為：“九·一八”是一個劃時代的國恥紀念日，應該用我們的血和手，把這個國恥洗刷干干凈凈！

福州文化界抗敵后援會經干事會近三個月的努力籌備，決定擴大組織，團結更多文化人士來參加救亡工作。這時，郁達夫已從上海取道閩北回福州了，他們經商議，決定改組為“福州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簡稱“文救會”），并在10月17日召開成立大會，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團結文化界人士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在這個會上，他們提前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董秋芳是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在會上報告了魯迅生平事跡。會后，他緬懷魯迅先生戰(zhàn)斗的一生，以及對自己的關心培養(yǎng)和幫助，撰寫了《怎樣補償魯迅先生的遺恨》在《怒吼》第四號刊出。他提出：“只有我們秉承先生所遺留下來的那種切實艱苦、勇敢、強韌的精神，在實踐中爭取民族的獨立、自由和光明，這樣才能給先生補償那種遺恨。”提出要用這種行動“來紀念為民族解放斗爭嘔費心血的最后一滴的我國文壇最大斗士魯迅先生。”

董秋芳到福州雖然只有半年多時間，但由于他十分熱心于福州的抗日救亡運動，因而很受福州文化界的愛戴，在這次成立大會上，當選為理事。在首次理事會上，他又和郁達夫、許欽文、楊騷等著名作家當選為常務理事。經過分工，他擔任“文救會”秘書，同時又是該會編輯委員會成員之一。這個時期，他的救亡熱情，尤為感人。白天到公報室上班，晚上經常開會到深夜，甚至把自己的錢捐獻出來做救亡活動經費，還經常寫稿，宣傳抗日救國。他的作品很有特色，不是空洞地說教，也不是口號式地宣傳，而是以他豐富的學識，介紹相關的事例，然后談自己的見解，讓群眾看得懂，感到興趣，從而起到宣傳教育的效果。例如，在《漢奸祖宗的故事》中，他首先寫道：“中國的漢奸祖宗很多，如秦檜、賈似道、吳三桂這門人，可是，一樣出名并且活現(xiàn)的漢奸祖宗要推傳說中漢元帝時的毛延壽。”接著把這個故事簡要介紹給讀者，指出漢奸的罪惡。

董秋芳寫的雜文，有不少是戰(zhàn)斗性比較強的。《要靠自己》是針對當時有些人幻想國際聯(lián)盟或九國公約會議能制裁日本侵略者而寫的。他強調在當時“國際公法，沒有效。‘國際私法’倒是往往有效的，現(xiàn)在我們正落在公法沒效，私法有效的陷阱里，要掙扎起來，還得靠我們自己，——靠我們自己血斗，即使斗傷，決不至死，因為戰(zhàn)斗，是創(chuàng)造生命的泉源，是偉大的”。

“文救會”救亡劇團成立后，董秋芳還分工負責這方面的工作，具體進行指導。他認為“最具形象的戲劇藝術尤其應該極度地發(fā)揮它的抗戰(zhàn)的武器的效用”，鼓勵戲劇工作者在實踐中努力。他在《抗戰(zhàn)期中的戲劇》和《對救亡劇團說幾句話》這兩篇文章中，對抗戰(zhàn)期間的劇本創(chuàng)作和演出等問題，提出了具體的、有益的建議和意見。

此外，董秋芳積極主張文藝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到民間去，深入群眾中去宣傳抗戰(zhàn)；針對平民課本存在的缺點，他提出了“趕快改革平民課本”的具體建議，以便“激發(fā)民眾抗敵的意識”，并說這是“十年教訓”的方法。他的主張得到讀者的贊同，有的讀者在報上發(fā)表文章，肯定他的建議“的確是當前的急務”。

董秋芳在“文救會”中的工作是熱心而有成效的，也顯示出他的才干。但由于國民黨特務的破壞，他們的救亡活動無法再順利開展，他和郁達夫等知名作家憤然辭去理事的職務，以示抗議。在郁達夫離開福州去武漢后，董秋芳仍留在省府公報室工作。1938年夏天，他隨公報室的遷移到了永安。此后曾任福建省政府圖書館館長，兼任《民主報》副刊《新語》主編，雖然暗中仍然受到特務的監(jiān)視，但是，他還是繼續(xù)勇往直前。1945年，終因“羊棗冤案”被捕入獄。1946年夏天出獄后，他又在福州編輯過《改進》月刊。不久，回到故鄉(xiāng)紹興任教，當過師范學校校長。1953年調浙江師范學院中文系任教，同年8月調到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現(xiàn)代文學研究室主任、高級編輯。1959年因病退休回故鄉(xiāng)，曾任紹興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1977年2月11日病逝。

董秋芳在福州的遺著比較多，其中不少作品，今天讀來仍能從中受到教益。至于他到永安之后的文藝作品更多，影響也更大。這些作品，大部分編入他的散文選集《我和筆桿》（浙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