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馮友蘭關于區分子學與經學的觀念，經學的確立開始于西漢武帝時。西漢經學的顯學是今文經學，但東漢時古文經學的發展就超越了今文經學，漢代以后今文經學更是默默無聞，而在兩千年后君主專制制度即將崩潰的晚清，今文經學卻重新興起，成為最有影響的社會思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今文經學在晚清的興盛一時？

影響經學的變化因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因素有兩個：一是社會政治因素。政治的因素常常從統治者眼前的現實利益出發，從政治需求出發來詮釋經典，并通過誘以利祿等手段，來加強政治對經學的影響，政治與經學之間，不是政治要符合經典的原則精神，而是要經學成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二是經學所依托的經典。經典所具有的原創性、權威性、法典性，使忠實于原著成為解經的第一法則，所以，歷代經學家無不以“本義”“正義”等自我標榜。相對而言，現實政治對經學發展的影響盡管直接重大，但最終不能決定經學的發展之路，對經學發生深遠、決定性影響的是經典所蘊含的價值觀念與信仰導向。即使現實政治使經學發展出現曲折的變化，但經典最終會引導經學歸于正常。

梁啟超的名著《清代學術概論》提出“復古”之說，以清代經學是一個不斷向以往歷史回復的過程，乾嘉漢學是復東漢之古，今文經學是復西漢之古。按照這一說法，清代今文經學似乎出現在乾嘉漢學之后，其實，在乾嘉漢學盛行時，就已經有莊存與等人講今文經學。只不過與晚清的今文經學有著完全不同的時代內容。晚清以前是照著講，晚清則是接著講。照著講只是對漢代今文經學已有理論的闡發，沒有今文經學與現實結合的真精神，缺乏與時俱進的時代內容；接著講則是根據時代的需要，對經學作出結合現實的創新發展，帶有融合古今中西的時代特色。論清代今文經學的緣起，必須區分開照著講與接著講的不同。而無論是照著講還是接著講的出現，都是由經學自身發展內在邏輯所決定，也與清代社會歷史的發展密切相關。

由少數民族的滿人所建立的清王朝政權，面對著以漢族為絕大多數人口的被統治者，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從思想上來防止人民，自康熙初年就不斷上演一幕幕文字獄的冤案。清王朝的文字獄雖然有嚴厲鎮壓一切反滿情緒的政治訴求，但還不同于否定文化的文化專制主義。歷史已經證明，清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視儒學與經學的一個王朝，不僅推行“崇儒尊道”的文化政策，還開設博學鴻儒科，以“稽古右文”相標榜。皮錫瑞曾從經學史的角度將清王朝稱為“經學復盛時代”。在這樣的軟硬兩手的文化政策下，清王朝的早中期雖然不是思想家輩出的時代，卻也是大師輩出、文獻整理成就最為輝煌的時代。

一代有一代之學，清代經學與以往經學的最大不同，是從宋明經學的重視四書之學變為以《爾雅》《說文》為經典，出現以訓詁考據為中心的新經學。清王朝的文字獄固然對清代經學的出現有直接影響，但還不是清代新經學出現的根本原因。清代新經學出現最深層的原因，乃是由中國經學歷史發展的邏輯所決定。依經學發展史上典籍訓釋變化的不同，我將經學分為三個時期或三派：從漢到唐為第一期，是以詮釋五經為主的學派；宋元明為第二期，是以訓釋四書為主的學派；清代為第三期，是以《爾雅》《說文》為據的學派。可稱之為五經學派、四書學派、爾雅學派，用通行的術語來表示，就是漢學、宋學與清學。漢學主要是從政治方面，從五經中尋找君主專制政治制度的理論依據，關注的中心是王道；宋學主要是從四書中，發揮道德倫理學說，天理、心、性等成為最重要的術語；清學以考證經典文字、名物制度為重點，重在訓詁考據的成就。

就經學的義理而論，不過內圣外王兩大方面，可以說，經過漢學、宋學的發展，內圣外王的理論已經發掘殆盡，不可能再講出什么新東西，只能在以前只是經學附屬的小學去拓展新天地。從這個意義上說，清學以訓詁考據為中心乃是經學兩千年邏輯發展的必然產物。只有到了具備成熟的社會條件整理經學文獻，以及經學的發展在文獻整理的領域能夠作出巨大成就的時候，才會出現清學的歷史輝煌。如果沒有這種歷史發展趨勢的內在邏輯，即使清王朝再厲害的文字獄也不可能創造出有巨大學術成就的清學。

以訓詁考據為主干的清學的出現，在經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以前只是用來為經典的義理作文字說明的小學，擺脫了對經學義理的依附地位，而得以獨立開來。這不僅是經學發展史上典籍主次的歷史變化，而且是經學史上不同歷史階段的重大轉變。這一變化，透露出來的正是這樣一種信息：經學義理的闡發已經走到盡頭，經學的發展只有在典籍的文獻整理上才會有所作為。而以訓詁考據為中心的典籍文獻整理，即使沒有西學傳入中國的影響，也必然會從傳統的經學中分化出語言、文字、音韻、訓詁、校讎學、史學、地理學、金石學等，西學的傳入則加速了經學的這一分離。

清代最早出現的照著講的今文經學，是作為清學的一個部分而存在的。從莊存與、劉逢祿到魏源，他們的治學方法、話語范式等，與當時的清學家別無二致，都是從整理已有文獻、學術的角度，對歷史文化的發掘整理。劉逢祿的《釋例》發明何休之學，魏源的《詩古微》《書古微》發明西漢之學，都是典型的代表。所不同的是照著講的今文經學重在已有經學義理的說明，而不是以訓詁考據為主。而當清學在訓詁考證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后，整個經學的發展無論從義理上，還是從名物制度的考證上都已經沒有多少發展余地了。可以說，漢武帝以來的經學發展到此，已經面臨不得不終結的歷史命運了。

為什么晚清還會出現今文經學照著講向接著講的發展？這是因為，歷史發展需要產生嶄新理論，但新理論還不具備出現的成熟社會條件，而不得不到已有思想庫去尋求理論資源的艱難抉擇。中國歷史發展到明末清初，就已經出現了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與此變化相應的是思想文化領域新觀念的出現。盡管中國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被清王朝的入主中原所打破。然而，歷史的向前發展是不可阻擋的。在經過一段曲折的發展之后，歷史又會重新提出清初以來被淹沒的問題。但是，正如一個難產的嬰兒，不同于順產的嬰兒一樣。中國近代所謂社會轉型是一個難產的坎坷過程，它不僅在內部受到頑固派的極力反對，還受到外部西方列強入侵的打壓，雙重的阻擾壓制，使中國新興的資本主義只能在夾縫中艱難地成長。正是這種難產，使中國在晚清適應社會變革需要的新思想文化，不能以正常的形態出現，而只能以曲折的形式表現出來。晚清接著講今文經學的出現，就可以從這一大的歷史背景來認識。

晚清代表中國社會變革的新興力量，一方面與舊社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另一面沒有與西方列強對抗的力量，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正如沒有獨立的人格就沒有獨立的思想一樣，這些人在思想文化上不可能提出一套與舊制度根本不同的思想體系來，只能倚賴中國舊有的思想文化，從中去尋找其社會變革的理論依據。漢學的古文經學以經典為本位，宋學講心性之學，清學重訓詁考據，都缺乏與現實政治結合的契合點。只有今文經學尤其是春秋公羊學，不僅與政治有緊密聯系，而且具有經學詮釋學的極大靈活性，這些獨特價值，使今文經學在歷史上可以為君主專制制度提供理論依靠，同樣也可以成為否定舊制度的理論工具，或成為挽救舊制度的理論稻草，而成為晚清最適合曲折表達各種社會需要的理論形式，這就是晚清今文經學接著講得以出現的根本原因。但是，無論是希圖從今文經學中找到救世良方的接著講，如廖平的尊孔尊經，還是為維新變法的接著講，如康有為的舊瓶來裝新酒，都以失敗而告終。晚清接著講的今文經學，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不是西漢今文經學的簡單回復，如果說西漢今文經學能夠很好地完成時代賦予的理論任務，那么，晚清的今文經學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解決近代中國社會向何處去這一時代課題的有效理論，而只能曲折地表現漢武帝以來經學終結的歷史必然性。（黃開國 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經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