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學而》有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慎終”意味晚輩、后生對逝者的敬重，“追遠”意味人對自我生命和價值的敬重，“慎終追遠”體現了“孝道”理念下中國人的祖先崇拜情結和生命敬畏意識。當把“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文化現代化”相對地看作為文化生命的延續的話，那么，貢獻并締造了中國文化優秀基因的傳統文化不應被遺忘于歷史的故紙堆，而應走進歷史的前臺，轉生為現代文化；同時，彰顯世界眼光和全球視野、高揚與時俱進、和平合作精神的中國現代文化自然要基于、源于優秀傳統文化。“傳統”與“現代”已然構成“慎終追遠”的文化生命傳承關系。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生深具“追根溯源”情懷。文化是有層級性的：單純的地域文化、整體的民族共同體文化以及政治形態下的國家文化。地域文化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文化，民族文化是基于特定民族的生活習慣和生產方式而達至的群體文化，國家文化則是由多民族共同體所達至的通約性、意識形態性的文化系統。無論是地域文化，抑或民族文化、國家文化，都對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個體生命產生重要的影響，個體生命的歷程中自然孕育著特定的文化基因；區域的、民族的、國家的人類共同體又根據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不斷創造新的文化要素，從而不斷豐富和完善“個性”的文化基因。地域文化的演進有其特定的文化基因，民族文化的演進、國家群體文化的演進同樣在塑造屬于群體的特定的文化基因。文化基因之間潛存著融通性，特定的文化基因自身正是一個歷史演進過程，文化的前后因襲形成了“源與流”“根與木”的關系。誠如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所說：“每一種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從它的土生土壤中勃興出來，都在它的整個生活期中堅實地和那土生土壤聯系著；每一種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類身上；每一種文化各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39頁）由此可說，任何文化都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的文化演進形態。故，當人們構架和刻畫現代文化時，自然要體思勘悟自己的歷史文化，在“追根溯源”的歷史情懷中考察個體生命和群體文化生命的智慧精神。“追根溯源”情懷既是塑造個體文化生命與價值的必然選擇，又是塑造國家群體文化生命和社會價值的必然選擇，唯扎根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國家文化歷史演進脈絡的現代文化才能激揚勃興，永葆文化生命生生不息的真精神。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生涵韻“認祖歸宗”意識。中華文明起源于大江大河，以農耕文化為個性，以和平、合作和天下大同為思想內涵，而其中的理念紐帶就是“宗法倫理”。與之相關聯，“認祖歸宗”成為中國人生命存在和生產生活的自然選擇，是中華民族文化演進和價值重構的首要法則。從狹義言，“認祖歸宗”是宗法倫理社會下，基于血親倫理而展現的個體生命價值選擇和群體價值理念選擇；但從廣義言，它是基于中華文化傳承而展現的“文化認同”，是對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個人、民族和國家共同歷史命運與文化精髓的集體記憶。尋求中華文化現代化的“我現在是誰”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我是誰”“我曾經是誰”的主體之“我”天然、內在地存在著心理上和心靈上的自覺認同，倘若不能實現這種自覺的文化認同，必不能求達民族、國家文化基因的理性探察，走向“文化虛無”“歷史虛無”，割裂“我曾經是誰”與“我現在是誰”主體之“我”的主體性存在和內在連續性，造成文化主體的“角色缺失”。就個體生命存在言，主體性缺失、角色缺失勢必導致個體人的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流變為病態生命；就民族、國家文化發展言，文化主體性缺失、角色缺失則導致文化演進路上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大”，是脫離本民族、國家文化的演進脈絡而走向自我民族文化的不愿認同和不敢認同。當然，造成文化“認同危機”的原因有很多，但其本質錯誤在于未能體勘作為中華文化基本思想特質和思維方式的“認祖歸宗”意識。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說：“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同樣，人不能兩次犯同樣的錯誤，曾經的“打倒孔家店”是“認祖歸宗”意識的被動缺席。當今中國文化現代化，需理性張顯“認祖歸宗”意識，自覺感知和展開民族文化的“認同”，歷史地考量自我地域、民族、國家文化演進歷程中的優秀文化基因和思想精髓，為構架中華文化現代化探尋合理性的思想資源和合法性的思想鋪墊。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生秉持“子承父志”理念。“慎終追遠”既是對人自然生命的敬畏和敬重，還是對人精神生命的傳承與接續，誠如《論語·學而》所言：“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衡量“孝”道的一個基本準則是：當父親在的時候，要觀察兒子的志向；當父親不在了，要觀察兒子的行為，若兒子對父親之合理部分長期不加改變，可說做到了“孝”。“孝”不是對父輩精神的無原則堅持和固守，而是對先人合理性價值和精神訴求的傳承（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7頁）。孝道原則應用于家庭倫理固然如此，應用于國家的文化建設同樣如此。源于同一文明系統、同一文化血脈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國家文化，當她為了適應新的人文語境、社會語境乃至生產語境的需要而進行文化要素的重組，自覺的文化認同自然推至為對自我歷史文化優秀要素的吸收與借鑒。因此，文化的演進歷程客觀地遵循著“子承父志”的理念，唯有將作為民族與國家歷史文化集體記憶中的優秀思想精華和文化基因實現現代轉生，才會創構出適合本民族個性、蘊含本民族自我主體性的“現代文化”。當然，此“志”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轉生”意味著舊生命體的解體和新生命體的誕生，“文化轉生”是優秀傳統文化生命精髓在現世中國實踐歷程中的進一步展開和自我優化。由“子承父志”而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生，是“繼承”基礎上的文化“創新”，是基于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態勢、中國人民精神需求和世界發展格局而展開的中國文化模式的體系創新和話語創新，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會議上所言：“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這是“子承父志”理念在文化建設上的真切體現，是中國人不忘前賢遠祖、勇于開拓創新理念的明白昭示！（張瑞濤，作者單位：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