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思潮在近代的興起與民族危機的不斷加深以及國人自信力的喪失這一狀況緊密相關。鴉片戰爭以來，泱泱大國的中華備受西方列強的欺侮，隨著國勢的衰落，一些人對中國歷史和文化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中國固有的文明被視為落后和保守的代表，全盤西化的說法甚囂塵上，《公羊傳》中“中國亦新夷狄也”的狀態似乎從偶爾成為一種常態。

面對生存危機，一些消極的人失去了抵抗的勇氣，認為中國永無出頭之日。“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面對晚清民國凋敝不堪的現狀，一些先進的中國人仍然保持著希望，他們從中國長期領先世界的歷史和文化中看到中華民族必將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化名人辜鴻銘基于民族的自尊與自信以及其對東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觀察（辜鴻銘早年曾求學于英國愛丁堡大學，后熱心學習中國經典，并在清末民初執教于北京大學），以英文撰寫《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他指出：“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而“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和諧”。其言下之意，與當時列強相比，中國不僅不遜色，而且有著獨特的優勢和復興的可能性。

辜鴻銘說法并非虛驕，而是有其深刻性，他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在近代前所未有的時代大變局中保持中國的主體性。換言之，他希望經歷現代轉型之后的中國仍舊是中國，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是辜鴻銘這本小書的作者之意。

基于類似的考慮，辛亥革命的先驅、國學大師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講中，提出以“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以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跡等所謂國粹，喚起國人的愛國之心、救亡之念，并愛惜我們中國的歷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早年對孔子和《春秋》等儒家人物和經典的頗有微詞不同，晚年的章太炎轉而肯定孔子保存中國歷史的貢獻。

孟子認為的孔子作《春秋》可以與大禹治水相比，章太炎從保存歷史的角度認為孔子作《春秋》貢獻比大禹治水還大，所謂“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因而大禹治水救一時，《春秋》史著救萬世。

章太炎不僅從國學和歷史中尋找自信，而且表現出了經世的態度，他對中國治理的復雜性有所認識，并試圖從中國歷史文化中汲取資源以因應時代變革。細讀其《中華民國解》《代議然否論》等論文，可以發現與同時代人相比，他的觀點因立足于中國傳統更加深刻，更具歷史穿透性。如針對當時社會上盛行的將讀經、推崇古典文化的人視為頑固派、老冬烘的現象，章太炎撰寫《論讀經有利而無弊》加以反駁。

章太炎提出“經學為修己治人之學”，真正會讀經的人，不但不頑固，相反卻通達權變；反倒是民國一些新派人物（如全盤西化論者），知道了幾個舶來的新概念、新說法后，就自以為高人一等，天下一切盡在掌握之中，將舉國之人視如鳥獸，不可同群，認為其他人見識淺薄、不足與語，甚至于見到親戚故舊也故作高深、懶得搭理，脫離群眾，脫離行動，沉迷在小圈子里自娛自樂。

在章太炎看來，相對于新派人士對舊派人士冥頑不靈、食古不化的指責，新派人士本身顯得過于食洋不化，反倒是真正的頑固，所謂“情志之頑固”。章太炎認為：“有知識之頑固者，泥古不化之謂也；有情志之頑固者，則在別樹階級，不與齊民同群，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也。”

《周易·屯卦》有云：“云雷屯，君子以經綸。”唐代孔穎達《周易正義》注解此句為：“經謂經緯，綸謂繩綸，言君子法此屯象有為之時，以經綸天下約束于物，故云君子以經綸也。”此卦之精義在于君子當立足時代、剛健有為。對于《三國演義》開篇中的“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國人都耳熟能詳。但遍觀古今中外歷史，這并非一個普適規律，而似乎只是一個獨特的中國現象。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在具有中國這般規模、中國這般歷史的實體中，西方有的就從沒有合過，有些分過之后就再也沒有合起來，有的合起來不過數百年而已。其實，在地理大發現以來，一直執牛耳的西歐各國從人口和疆域上僅相當于中國一個省，于此可見中國之復雜性。

王國維認為在殷周制度之間中國有著一個巨大的制度轉型，周從周文王到周武王再到周公、周成王，百年左右才完成；與此類似，周秦漢之間從封建到郡縣的轉型也是耗時長久，先是經歷了戰國紛爭，再是秦朝的曇花一現，直到漢武帝時期才基本完成。

從晚清以來，從帝制到共和的轉變轉型，不亞于周秦漢之間從封建到郡縣體制的轉換，這一過程同樣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在大一統前提下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就如同戴著鐐銬跳舞，需要如烹小鮮般小心翼翼，戰戰兢兢，既要有宏觀的視野，又要有充分的耐心。

概而言之，從國學中尋找自信是民國知識分子在國勢頹喪下的無奈之舉。在中國規模和中國治理經驗基礎上，形成中國具有原創力和獨特性的現代中國思想，為當下全球治理提供一個中國的方案，才是真正關鍵所在，也是國學的一個重要的時代使命。（朱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