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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網10月13日訊（福建日報記者 張輝 通訊員 肖芳奕）武夷山國家公園是我國唯一一個既是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又是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遺產的國家公園。今年10月1日，《福建省武夷山國家公園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施行。
修訂后的《條例》共7章62條，從理順管理體制、規范規劃建設、強化保護管理、促進發展共享、閩贛協同治理、落實法律責任等6個方面，對武夷山國家公園治理保護工作作了明確規定。近日，記者采訪相關部門和專家，解讀《條例》的創新與突破。
從“一園兩治”到“一園共治”
《條例》施行當天，《江西省武夷山國家公園條例》也同步施行。兩份條例均將“閩贛協作”單列一章。這是跨省域國家公園保護管理的一次重要創新探索。
在立法過程中，閩贛兩省打破常規，強化省際合作，開展協同立法，著力破解部分管理領域尺度不一、寬嚴各異的“一園兩治”問題。據悉，從起草修改到調研論證，兩省多次會商，在不斷交流中達成共識。5月29日，福建省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條例》；次日，《江西省武夷山國家公園條例》也經江西省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
從具體條款來看，兩份條例均設置了閩贛協作專章，在分區管控措施、禁止行為、法律責任等方面的規定也協同一致。其中，《條例》第五十二條提出，兩省有關地方政府、國家公園管理機構，應共同加強林業有害生物的監測預警、建立森林防滅火聯防機制、加強執法合作、加強應急救援合作等。求同也存異。兩份條例針對兩個片區在資源、人居、產業等方面的不同特點，盡量兼顧個性化管理的需要，各自體現本省特色。
從體制試點到正式設立，武夷山國家公園的范圍與邊界經歷了較大調整。
2021年9月30日，國務院批復同意設立首批5個國家公園，武夷山國家公園在列。正式設立后的武夷山國家公園，在原試點區基礎上，新整合入江西省的兩個自然保護地。福建與江西兩個片區總面積達1280平方公里。
“原條例已不能完整覆蓋批復設立的武夷山國家公園。”武夷山國家公園福建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說，經過多年試點實踐檢驗，原條例部分內容、管理措施也無法滿足當前國家公園保護管理的客觀需要。因此，需要對原條例進行修改。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福州專員辦有關負責人說，將以《條例》施行為契機，積極推動兩個片區統一政策、統一標準、統一監測，實現整體保護、系統修復、綜合治理，把武夷山國家公園建設成為跨省域國家公園保護管理的標桿。
生態保護綠色發展民生改善相統一
國家公園，守護著我國自然生態系統中最重要、自然景觀最獨特、自然遺產最精華、生物多樣性最富集的部分。“保護”是國家公園立法的最重要的關鍵詞。
“我國《環境保護法》明確提出，經濟社會發展必須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福建農林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院副教授林龍說，《條例》的立法宗旨遵循了《環境保護法》的保護優先原則，并強調“生態保護第一”。
據悉，武夷山國家公園實行差別化分區管控，按照主要保護對象的分布狀況，劃分為核心保護區和一般控制區。在不同分區，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均有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
嚴格保護，并不是要把國家公園簡單地建成“無人區”，而應在保護好的前提下，保障好原住居民生產生活，實現生態保護、綠色發展、民生改善相統一。
這也是武夷山國家公園建設過程中不斷求解的課題。與其他國家公園相比，武夷山國家公園的一大特點屬于典型的南方集體林區，人口集中、產業集聚。其中，福建片區超75%的人口從事茶葉、毛竹、旅游等生產經營性活動。
《條例》規定，在不破壞生態的前提下，可以進行適當的開發和利用，兼顧科研、教育、游憩和民生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功能；建立特許經營制度，推動綠色生態產業提質增效，逐步建立武夷山國家公園及周邊區域綠色多元化產業發展體系；建立以資金補償為主，技術、實物、安排就業崗位等補償為輔的生態補償機制。
多年來，武夷山國家公園著力探索綠色發展之路，通過“用10%面積的生態產業發展，換取90%面積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管理模式，支持武夷山發展壯大綠色產業。這些探索創新，在《條例》中被提煉為具體條款。
匯聚國家公園保護管理建設合力
國家公園在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產品，屬于全民共有的寶貴財富。一方面，應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讓廣大公眾共享生態建設成果。另一方面，應為社會各方參與國家公園保護與建設提供渠道。因此，公眾參與共享尤為關鍵。《條例》遵循《環境保護法》確立的公眾參與原則，在第四章中專門設立了武夷山國家公園發展共享制度。
《條例》提出，武夷山國家公園管理機構應當會同有關部門建立完善社會參與制度，吸引社會各界參與國家公園保護與建設；鼓勵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志愿服務形式參與武夷山國家公園的保護、科普教育等活動；鼓勵單位和個人通過捐贈、認領、援助等多種形式參與武夷山國家公園的保護與建設；鼓勵金融機構在信貸融資等方面支持國家公園保護與建設；建立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參與合作機制和專家咨詢制度。
“國家公園的管理亦應重視園區內居民的聲音，建立更加切實有效的渠道，吸引社區民眾參與國家公園的決策和管理。”林龍建議，建立更加高效的信息公開與披露制度，并對公眾參與權提供必要的行政和司法保障，確保公眾參與制度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