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利用重要紀念日、節慶日開展宣傳工作。而“新年”作為中國人的重大節日，自然也成為中央蘇區開展宣傳工作的重要契機。1930年10月7日，中共贛西南特委劉士奇給中央的綜合報告中就專門提到：“從前過年慶節，寫些封建式的對聯，現在都是寫的革命標語。”

在這一時期，“過年”一詞還常被用來形象地描述共產黨宣傳工作的顯著成效。1929年陳毅《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引用了群眾中流傳“紅軍一到滿街紅，等于過年”的說法。類似的表達也在《紅星報》的報道中描述過：宣傳隊員連夜里都打起火把去寫標語，紅軍一到，滿街熱鬧，墻上鮮紅，好似過年間。這表明在中央蘇區的宣傳體系中，“過年”不僅是單純的節慶日宣傳，更是一種公眾宣傳的重要話語。

需要指出的是，蘇區時期宣傳話語中的“過年”既包括公歷新年，也指農歷正月新年。民國成立并推行公歷，規定每年的公歷1月1日為“元旦”，從而取代了傳統夏歷1月1日的“元旦”和“新年”稱謂。1914年1月，又頒布法令確定舊歷的新年為“春節”。1928年，國民政府內政部曾通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凡公私事由一律遵用國歷（公歷），不得再用舊歷（農歷）”，嚴禁民間過農歷新年，包括禁止商店關門歇業、禁止百姓進行祭祀祖先等傳統年節活動。

與此同時，盡管1931年2月16日閩西蘇維埃政府提出“舊歷屬于封建社會的遺留，革命后的蘇維埃新社會絕不應繼續沿用”，要求當地“采用本政府所發印的‘革命公歷’為日常生活標準日歷”（《關于逢圩改用公歷事》），但有所不同的是，這時期蘇區宣傳中幾乎不用國民政府表述的“元旦”來稱“新年”，而是采用老百姓更習以為常的“過新年”來表述。比如，“一蘇大”通過的《勞動法》第二十一條確定了全蘇區性的八大紀念日和節慶日，其中就明確規定“一月一日——新年”為第一個節慶日，而不稱“元旦”。

這種做法有兩個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為了有別于國民黨推行的“實行廢除舊歷，普用國歷”一刀切的做法；另外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共產黨尊重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習俗和話語表述。因為當時真實的情況是，廣大民眾仍然習慣按照農歷來安排農事、生活和節日活動，依舊在農歷正月初一闔家團聚、拜年賀歲、張貼春聯、燃放鞭炮等，慶祝傳統的“新年”，把農歷新年視為最重要的節日。民間也更習慣用“（過）新年”“（過）大年”的說法。中央蘇區主要活動范圍——廣大的農村，當地的百姓更是以傳統的“新年”作為真正的“過年”，更喜歡“過新年”而不是“過元旦”的表達。所以，蘇區的“過年”宣傳采用“過新年”說法，而非一味去強調區分公歷的“元旦”和農歷的“春節”，既可以過新年也可以過舊年。這樣的做法既契合了蘇區老百姓已經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同時在宣傳慶祝公歷新年的時候更容易獲得百姓的接受和認可。

《張懷萬巡視贛西南報告（1930年4月5日）》中就提到蘇區“慶祝新年（陰陽歷都舉行）”，其中還專門提及新歷過年的情景：“陽歷過年和慶祝贛西蘇維埃建立，群眾大會各地都至三天之久，所有赤區的群眾都到齊了。演劇、耍龍燈，較武漢政府時代兩湖的新年和祝捷尤為熱鬧。”“新年耍龍燈，女子都提燈、化裝、武裝出來了。”可見，在蘇區慶祝陽歷新年宣傳氛圍已是十分濃厚，其舉行的活動還包括了傳統的“耍龍燈”等形式，熱烈程度超過一些城市的新年活動。

1932年12月20日第14期的《蘇區工人》刊登了“汀州造簍工人把三元新年費，二元買公債，一元優待紅軍家屬”的宣傳報道，這里的新年指的就是公歷的新年。當然，這種不分新舊的做法也產生了一些“后遺癥”，以至于后來一些共產黨人在回憶當時宣傳“過年”的時候，記不清是“新年”還是“舊年”。比如蘇區紅色紅劇運動的開拓者之一石聯星在《難忘的日子》中回憶：“快過年了（我記不清是新年還是舊年），秋白同志帶信來叫我們都回到總部去（臨時的一個駐點）。不久三個劇團都匯集了，秋白同志說總部決定為慶祝新年進行匯報演出。”

實際上，作為傳統節日的農歷“新年”才是蘇區宣傳工作的重中之重。1928年1月，遂川縣正式成立了工農兵政府。隨著春節的臨近，毛澤覃和何長工共同創作了一首名為《過新年》的詩：“過新年，過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共產黨軍來到了，又分谷子又分田。過新年，過新年，你拿斧子我拿鐮，高舉紅旗開大會，工農翻身掌政權。”并將其配上遂川民間歌舞燈的曲調，教授給群眾傳唱。

書寫于1931年、原保存于長汀縣的民歌式宣傳標語寫道：“正月里來是新年，共產起來萬萬年。蔣軍出來反革命，擾亂民眾無安然。”在民眾的傳統新年觀念中，最重要的莫過于“辭舊迎新”，希望自己的生活越來越好。但在舊社會，農民飽受地主壓迫和剝削，“過年”卻是老百姓的負擔。鄧子恢在《崇義初期革命斗爭的回憶》中寫道：“小的時候，家里年年欠債，每逢過年，圍著一屋子的討債人。”1927年5月28日的《江西佃農的地租問題》報告中也指出：“邏（過）年錢：舊歷遇年本是耗費的日子，就是貧人也會破費兩個，而地主卻有人送錢到他邏（過）年，真幸福啊！”“年貨：過年時佃戶須交年雞給地主。”

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蘇區人民開展土地革命后，農民獲得了土地，翻身做了主人，過年才成為改善生活的重要節日，自然值得宣傳慶祝。瞿秋白在1928年2月寫的《兩個國內戰爭》報告中就寫道：“海陸豐的民眾從古以來第一次在自己政權之下過新年，據上海申報傳來的消息，他們過年的時候貼的春聯是‘欠債欠租將刀還盡，有槍有炮快活過年’。”

后來的《長征紀實》中有段這樣的描述：各個部隊的伙食單位，都割雞殺鴨，屠豬宰羊，一日三餐，餐餐三葷兩素。大家眉飛色舞，喜氣洋洋，見面時，不約而同地說：“同志，過新年啊！”“是啊，在家里過新年也吃不到這樣好。”“我們江西也只有革命（指土地革命）成功以后過年才家家有雞吃。”由此可見，土地革命后蘇區老百姓才過上了真正的“新年”。

1930年4月27日，滕代遠在報告中寫道：“經過大宣傳，并公開成立蘇維埃政府，及積極進行分田，本由政治部籌備新年工農兵同樂大會，因連日大雨雪不成功，然群眾推米殺豬，招待非常殷勤親愛。”1933年11月，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報告中也指出：“過去不說逢圩，即過年過節也吃不到多少肉。現在不說過年過節，每次逢圩大家都要買點肉吃了。養的雞鴨，過去多是出賣，現在多是自己吃。衣服也有增加。”可見，“過年”對于蘇區的共產黨而言是開展革命工作成效的衡量標準，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則是過上“好生活”的參照標準。

如此一來，在蘇區宣傳話語中，“過年”就有了通過革命讓老百姓翻身做主人的寓意。1929年2月10日，正值農歷正月初一，紅四軍主力部隊在瑞金城北的大柏地山區成功殲滅了劉士毅旅的兩個團的大部分兵力。前一天晚上，毛澤東對戰士們動員道：“大家過了好年，吃飽了打劉士毅！”1934年底，蘇區紅軍在轉移靠近烏江猴場時，毛澤東對警衛員說不能在猴場過年，要爭取時間打過烏江去，還說“突破烏江，打下遵義，在那里過年才有味道”。彭加倫在回憶中央蘇區文藝宣傳工作時說：“布置列寧室、俱樂部、會場總要畫幾張畫，寫幾條標語，裝飾幾個彩燈。在一個地方只要休息二三天，就要布置，把土豪劣紳的東西搞來，布置俱樂部，像過年一樣。”

正是由于“過年”一詞對于蘇區宣傳的重要性，為此，共產黨開展了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慶祝新年宣傳活動，深受軍民喜愛。除了張貼革命標語、舞龍燈、創作并傳唱“新年”民歌等，話劇也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活動之一。聶榮臻在《紅軍時期的文化工作》中說：“比如演戲，紅一方面軍一九三三年春節就開始了，到秋天‘八一’建軍節在藤田運動會形成高潮。”這里的“演戲”就是演話劇，“當時紅軍知識分子很少，只有一些小型劇社、宣傳隊，都是一些小知識分子在那里搞，他們自己或發動一些干部編些短小精干的話劇，為部隊演出”。1933年春節，由李卓然和張際春創作、羅瑞卿導演的《廬山雪》話劇正是在聶榮臻的支持下，由紅一軍團的戰士劇社在黎川縣三都鎮演出。

這些“新年”宣傳活動帶給蘇區軍民美好的希望，既動員了群眾，同時也鼓舞了紅軍戰士的士氣，取得了很好的宣傳效果。

（作者單位：福建農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