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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靠西的茫茫海面上,漂浮著一系列的群島,這些島嶼,宛如閃亮的珍珠,點綴在椰風鷺影的湛藍波濤之中。
琉球群島就是這樣一串明媚的珍珠,在東海的懷抱里浮沉激蕩,沐浴春秋。
從明朝洪武至清末,琉球就是中國的藩屬國,中琉之間500多年朝貢關系,不是憑借武力征服,而是文明互鑒、經濟技術互助、文化互學的和平友好關系,是一部命運休戚與共的史詩。
琉球群島地處中國東海東部海域,由大隅、吐噶喇、奄美、沖繩、宮古、八重山六大群島及附屬島嶼構成,總面積約4644平方公里,其中,面積1208平方公里的沖繩島,是其核心主島。
元末明初,浮在大洋中的琉球群島,處于“三山時代”:中山國、山南國、山北國三個王國各自分立,互不統屬。懸于海上的琉球,既無豐富物產,航海技術也極為落后,經濟文化的發展自然相對滯后。自然條件的窘迫,讓中山王察度等琉球上層深刻感受到生存與發展的壓力,當地朝野迫切希望與國力強盛、文明發達的中國建立聯系,以獲取急需的經濟支持與技術援助,維持社會發展。剛剛結束元末戰亂、實現全國大一統的明朝,為構建以“天朝上國”為核心的東亞朝貢體系,目光也越過海洋,欲將琉球納入這一體系。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特命行人楊載為正使,攜帶加蓋御璽的詔書從福州港揚帆啟航,前往彼時尚未統一的琉球。當楊載在莊重的儀式上,宣讀朱元璋“愿與琉球通好、共沐天恩”的意愿后,察度當即表示愿意歸附明朝。
這年起,琉球中山國正式納入明朝藩屬體系,中琉宗藩關系正式確立。
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相繼效仿中山,派遣使者赴明朝朝貢,主動納入藩屬體系。至此,琉球列島的“三山”全部成為明朝藩屬,中琉宗藩關系的覆蓋范圍,從中山國擴展到整個琉球列島。
明永樂二年(1404年),明朝派遣正副冊封使遠赴琉球,正式冊封中山王武寧為“琉球中山王”,武寧成為琉球歷史上首位經中國朝廷正式冊封的君主。
在中國官民與琉球頻繁的交往交流中,以開放包容、海納百川著稱的福州,地位舉足輕重。
福州,正是這個從閩越王無諸時就開發的東南港口城市,在促進中琉友好交往的歷史中,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
福建遷居琉球的三十六姓,大部分來自福州地區。
明清中央政府派往琉球的正副冊封使,皆從福州出海。
琉球使臣來中國,亦從福州登陸。
明清時期,中國在福州專門設立服務琉球來華人員的來遠驛(后改為懷遠驛、柔遠驛)。
琉球使臣或其他來華人員在海上遇難,或在華辭世,中國地方政府或民間皆按習俗妥為收葬,且世代有人祭護。
平潭臨海的鐘門“駙馬墓”和福州倉山琉球墓園,便是中琉特殊友好關系的實物見證。
這兩處相隔百里的琉球墓園,如同兩顆被時光妥存的印記,深深鐫刻在福建的土地上。它們不僅串聯起古代中國與琉球王國綿延500年的貿易往來與文化交融,更以無聲的姿態,訴說著福建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在中外交流史上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
為異邦逝者建墓安葬,使其在遠離故土的他鄉獲得永恒安息,中國人這種超越物質利益的“待客”之道,閃耀著人性文明的璀璨光輝,折射出華夏文明的包容之道,更體現了中國綿延幾千年的善良博愛精神。這種精神,超越國家、種族、膚色和語言、風俗習慣等的差別,本質上是在內心深處、在文明的價值取向上,把地球上任何人類視為同類,更視為同胞,才能在毫不講利益的條件下,給予深刻卻實在的人文關懷。
幾千年來,世界各國各地之間的交往,充斥著種種刀槍相見的殺伐、掠奪、征服,但也不乏平等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不乏經貿或精神上的友好往來。明朝初期,鄭和、王景弘率領規模達2萬多人的大型船隊,從福建開洋,往返亞非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給沿線帶去的,正是中國華美的商品和獨特的文化,讓異國人民大開眼界、大長見識、大獲裨益。明清兩朝,中國與琉球宗藩關系存續期間,中國不僅為琉球提供軍事保護,還給予技術支持與文化滋養,小到農具改良,大到歷法制定,皆對琉球傾囊相授。
1807年,琉球使臣在平潭觀音澳鐘門海面遇風沉船,造成63名琉球人員溺亡,船上攜帶的冊封咨文、琉球特產等盡數沉入海底。平潭地方官員不忍逝者“魂無歸處”,特意購置棺木,將63名罹難者的遺體合葬在貓頭墘山南麓——這便是如今平潭琉球墓群的由來。獲救的30名琉球人被妥善安頓后,清廷不僅按“藩屬國遇難人員”慣例加倍發放撫恤銀,還額外賞銀500兩,讓使臣帶回琉球分發給罹難者家屬。如此善待外藩使臣,在世界歷史上頗為罕見。
可以說,和諧共存,彼此欣賞,文明互鑒,這是中國作為東方文明古國,幾千年來與異邦異族交往的主旋律。正是這種和平包容精神,使中國文明傳承發展5000年,即使遭遇戰爭與自然劫難,亦從未中斷。
中國民間有句充滿哲理的話:以心交心。中國對外人外族,正是掏出自己的真心,去換別人的真心,這種以誠動人、以同理心換取別人理解的交往交流方式,使我們內心的正能量代代傳承,使我們的思想文化始終擁有堅實健康的肌理與血脈,這也是中國文明長盛不衰、播澤世界的內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