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通往藍天的征途

林鵬俠，原名林淑珠，1907年5月17日出生，系莆田城內(nèi)坊巷林氏名門閨秀。父親林心香，20世紀20年代辭去亞細亞火油公司莆田分公司經(jīng)理執(zhí)事，闖蕩新加坡創(chuàng)業(yè)打拼，經(jīng)營橡膠園，做成一方龍頭企業(yè)，人稱“橡膠大王”；母親楊玉英，相夫教子和任教，樣樣拿得起。他們關心國事，樂做慈事，樂捐莆田哲理中學，莆田基督教堂，創(chuàng)辦恤嫠院，籌辦孤兒院等等，一時傳為佳話。母親早年在坊巷購房設址，掛牌“楊玉英恤嫠院”，無償收養(yǎng)50多位貧苦無依老年寡婦，聲譽鵲起，名聞遐邇。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聞之大喜，手書“懿德慈型”橫匾贈之，表彰其善舉。林家對子女則勉勵勤奮讀書，積極上進，培養(yǎng)堅韌不拔的意志，熱愛祖國報效祖國的信念。富裕開明的家庭，給林鵬俠提供教育和參與社會活動的良好機會。

林鵬俠少時就讀哲理中學。這所教會辦的學堂，讓她有機會早早學到西方自然科學知識，了解西方社會，了解發(fā)達國家女性的社會地位和作為，有機會參加現(xiàn)代體育運動。她還先后求學于天津、上海等高校。然而，天性活躍，求知欲望強烈的她，還不滿足國內(nèi)所受教育，1925年，林鵬俠留學美國，攻讀經(jīng)濟學；她還熱衷現(xiàn)代體育運動，練就一身強健的體魄。海外深造，為她打開了解西方世界更廣闊的視野，一個更大膽的構想在她的腦海中逐漸形成。1929年，她結束美國的學業(yè)，出人意料地決定到英國學習軍事航空技術，做一名駕機上天的飛行員。此時，她覺得自己的名字林淑珠太淑女氣了，太不能表達自己的雄心壯志了，就痛快改名林鵬俠，字霄沖，寓鵬程萬里、俠肝義膽、氣沖霄漢之意。英倫時光，她冬冒嚴寒，夏頂酷暑，勤學苦練，攻克一道又一道難關，終于掌握了軍事航空技術，成為中國早期女飛行員。有上海友人吟詩贊其云：“數(shù)載航空汗漫游，壯懷洗盡女兒羞。關心家國修才技，留取他年擊寇仇。”誠哉斯言。

毅然回到苦難的祖國

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加緊對中國發(fā)動軍事侵略，接連制造1931年的東北“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事變，武裝侵略中國。正在新加坡代父經(jīng)營橡膠業(yè)的林鵬俠聞訊義憤填膺，而深明大義的父母親則極力支持女兒回國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一封來自福建莆田家鄉(xiāng)的催女歸國服務戰(zhàn)地的來電，如同火種般點燃林鵬俠心中義憤的干柴，給她增添抗擊外敵的勇氣，堅定報效祖國的信念。

1932年春，林鵬俠胸懷抗日救亡，保家衛(wèi)國的雄心壯志，舍棄海外的事業(yè)，毅然回到苦難的祖國，直奔“一二八”事變的發(fā)生地上海。然而，等待她的是淞滬會戰(zhàn)失敗，《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陰霾籠罩天空，一腔報國的青春熱焰，被一紙喪權辱國的協(xié)定冷水當頭澆灌，林鵬俠悲恨交加，痛恨日寇兇惡，痛惜國家羸弱，嘆息報國無門。這段沉痛的經(jīng)歷，在她后來撰寫的《西北行》一書中有過簡要的記述：“一二八滬戰(zhàn)時，余方留星加坡，代余父管理所營之橡園事業(yè)。一日奉母電，召余迅速歸國服務戰(zhàn)地，欣然命舟，至則《淞滬協(xié)定》已成，失望不可言說。乃廢然買棹，省親于莆田故鄉(xiāng)。”但是，民族救亡運動畢竟拉開了序幕，抗擊日寇的偉大征程，正期待著林鵬俠的積極參與。

考察祖國大西北

1932年冬至1933年夏考察陜、甘、青、寧、綏各省，1948年夏至1949年夏考察新疆南北部，是林鵬俠的兩段重要人生經(jīng)歷，其中充滿著艱辛與曲折。

考察祖國大西北，是林鵬俠醞釀已久的人生規(guī)劃。當年留學美國英國，她既為“外人盛稱我西北為世界之天堂，又目為世界之秘密寶藏”而自豪，又為無法回答同窗有關西北地理氣候人情物產(chǎn)的咨詢而遺憾，于是“分其讀書余力”，投入對祖國大西北的專題研究（《西北行·西行之始因》）。這是林鵬俠考察大西北的最初動因。

林鵬俠的首次西北行，與母親的決心關系密切。當時，她正準備“往投東北義勇軍以償殺敵復仇之愿”，但在救亡圖存的背景下，許多有識之士，包括其母，開始關注西北。母親組織全家四處搜集資料，對大西北進行長達兩個月之久的研究，認為要同日寇周旋下去，就必須開發(fā)經(jīng)營大西北，考察建設大西北極其重要，于是力勸林鵬俠西北行。林鵬俠被說服了，“余既聆母之訓，深服所見遠大，遂謹跪受命而垂淚諾之。”她在所著《西北行》一書正文第一頁，赫然作下“西行之始因——大哉母命”之標題。

首次西北行，林鵬俠從家鄉(xiāng)莆田至上海，又從上海至西安，再從西安至西北各地。考察了陜西的西安、潼關、延長、臨潼、咸陽、涼州，甘肅的蘭州、皋蘭、五泉山、祁連山、平?jīng)觥⒓斡P、玉門，青海的西寧，寧夏的六盤山、賀蘭山，內(nèi)蒙古的河套、包頭、五原，綏遠的歸綏、明妃青冢等地。廣袤的大西北，留下這位東南奇女子長長的足跡。

新疆本是林鵬俠首次西北行的最終目的地，但因新疆發(fā)生戰(zhàn)亂，無法成行。“其后，十數(shù)年間曾數(shù)度作入新之計劃，雖結果都成泡影，而此志終未移易。”（《新疆行·自序》）1937年，心比天高的林鵬俠計劃由新加坡啟程，經(jīng)印度，翻越“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進入南疆。正當加緊準備啟程，入印度的護照都辦好之時，不料父親在莆病危，急電“盼兒速歸”。待她“返抵家園，適值盧溝橋事變，烽火彌天”，“父病亦加劇，終至棄兒長逝”，讓她“抱恨終天，無心遠游。”（《新疆行·自序》）1941年、1945年“又前后兩次前往，終因事阻，至蘭州復中止。”1948年夏終于成行，實現(xiàn)十六年之夙愿。“足跡得遍天山南北”，“誠平生一大樂事也”，“此游歷時凡一載，行程二萬里，有所見聞，有輒泚筆為記。”（《新疆行·自序》）

考察大西北，林鵬俠每到一地就座談、采訪、觀察、記錄、攝影，晚間，又不辭辛苦，堅持查資料、寫日記、整材料。兩次考察，著述兩書。1936年1月，30萬字的《西北行》在內(nèi)地出版，1951年1月，28萬字的《新疆行》在香港出版，現(xiàn)代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新加坡《南洋商報》謝松山為《新疆行》作序。兩書以厚實真摯的資料告示國人：偉大的大西北，“誠民族復興大好之根基，吾海外歸國僑民無上之樂土也”，讀來振奮人心，體現(xiàn)作者鮮明的愛國情懷，淵博的文史知識，求實的處事作風，不凡的堅強意志，扎實的文字功底，為國人提供一份開發(fā)大西北珍貴資料。兩書均引起國人和海外華僑的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