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會成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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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積源，這位新四軍老戰士，把自己稱作“小兵”，他是市新四軍研究會會長，今年83歲。

不久前，一位新四軍老戰士的兒子，打電話到研究會辦公室，聽說周積源耄耋之年還在為收集整理抗戰史實而忙碌，不禁開口稱贊。

三明市新四軍研究會1992年成立，如今已23年了。8月26日，記者再次來到研究會，周積源和名譽會長、新四軍老戰士吳挺，已在辦公室里等著。之前的8月19日，記者來過一次。因采訪一位新四軍老戰士朱紹臣，想補充些材料，找到研究會，記者早就聽說市里有一個新四軍研究會了。

話題自然從新四軍老戰士打開。“朱紹臣，你們這兒有他的相關材料嗎？”記者問，“哦，朱紹臣，他也是新四軍老戰士，還沒加入我們新四軍研究會呢。”周積源說，“朱紹臣今年90多歲了，很不容易啊。”

23年來，新四軍研究會凝聚了新四軍老戰士等老同志的感情，一提起研究會，他們很容易就回憶起過去戰爭年代的那段經歷，他們年齡相當，經歷相同，感情相似，有著共同的情結。

周積源說，新四軍研究會會員中，原抗戰時入伍的同志112人，現90歲以上的8人，1945年以前參加新四軍的有13人。現在，研究會做的事，就是抓緊時間，盡可能地把這些老戰士的抗日和革命戰爭親身經歷搜集記錄下來。多年來，研究會搜集整理出版了《風展紅旗》、《紅旗如畫》、《放飛夕陽》等多本新四軍老戰士的相關文集，眼下，還有一本在編印中。

尋找研究會“編外”人員，“搶救性”搜集記錄史實，成了新四軍研究會的不懈使命。去年，周積源一個人就挖掘采寫了10位新四軍老戰士的故事，5男5女，其中5位入選新近出版的《福建新四軍女兵傳》。這些都是“搶救性”的歷史記錄，其中一位叫王發德的，90多歲了。他們的回憶和述說，對于還原抗戰那段歷史十分珍貴。

烽火連天，歲月崢嶸，時間流逝后，一切看似復歸平淡。這樣的搜集整理，除了耗費體力、精力，還得讓老戰士“想回憶”、“回憶得清”。周積源介紹說，“有時老戰士們總覺得戰爭年代都過去了，沒什么可說的。我就跟他們講，你別說沒什么，每段經歷都是一首‘歌’。你在炊事班就講炊事班的事，你在連隊就講連隊的事，這些事說出來了，就記下來了。”在周積源看來，對歷史來說，它們是一筆精神財富，可供后人來看，以史為鑒。

朱紹臣：與敵人打拉鋸戰，印象最深

朱紹臣在市新四軍研究會“編外”，但研究會依然關注著他的抗戰經歷。

今年91歲的朱紹臣，是一名抗戰老兵。8月13日，在徐碧一村他的家里，老人手拿著竹扇，背靠著椅子，回憶著當年的抗戰往事。

朱紹臣的家鄉在江蘇省鹽城市，家中共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三。年幼時，家里一貧如洗，日子過得極其艱難。1944年3月，朱紹臣成為新四軍10兵團的一名士兵。因為害怕牽連家人，并沒把參軍的事告訴家里。他所在的部隊主要在長江沿岸一帶活動，主要任務是保證大部隊的順利前進。

剛進入部隊時，部隊發的刺刀不夠鋒利，手上沒有什么好的武器。上了戰場，士兵們只能硬著頭皮往前沖，和敵人打近身戰。“有時候敵人多，我們只能先撤退，等到敵人離開了我們再追回去。如此反復，與敵人打拉鋸戰，這樣可以減少不必要的人員傷亡。”朱紹臣回憶道。

有一次，部隊接到上級指令向山東挺進。朱紹臣跟著部隊從江蘇鹽城出發，沿著江蘇與山東之間的一條交通干道前進，翻過一座座大山，踏過一個個平原。戰火紛飛年代，糧食十分緊缺，記者問他：“那時有東西吃嗎？”朱紹臣說：“很少啊，有時幾天都沒頓飯吃。”“村莊呢，都見不到人，村里人為了躲避戰爭早已離開，肚子餓了只能在路邊挖野菜吃。”

“我在山東、江蘇等地都殺過鬼子，已經記不清殺過多少個了。”朱紹臣回憶道。朱紹臣的身體多處被彈片劃傷過，當時為取出彈片，因麻藥匱乏，醫生只好讓他飲酒來充當麻藥。采訪時，他自己動手撩起衣褲，身體的背部、右小腿等留著清晰的傷痕。

1958年朱紹臣轉業到地方，結束了他長達14年的戎馬生涯，先后在永安機械廠、三明工模具廠工作，直至1984年離休。朱紹臣的兒子說：“我父親大半輩子打仗，脾氣什么的，跟《激情燃燒的歲月》里的男主人公很像。”

朱紹臣有時喜歡在飯桌上與子女們分享當年的抗戰往事。在他的房間里，放著一個看起來有些陳舊的盒子，打開一看，里面是一枚枚軍功章。“這些都是他的寶貝”，他女兒說道。說話間，朱紹臣讓女兒拿出一本相冊，里面是他與戰友、親人的合影，每一張照片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有的照片，兒女們也是第一次見到。相冊里，那些照片布置得十分整齊，相冊襯紙是印有軍旗的宣傳畫裁成的。

“兩塊補丁”辨親人

周積源用心地搜集著新四軍老戰士的事跡，對自己的經歷卻很少提及。

1933年12月，周積源出生于江蘇省泰興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抗戰時期，周積源在哥哥們的影響下，5歲時就進入根據地小學讀書。1944年秋根據地中小學舉行抗日少年演說競賽，年僅10歲的周積源獲得了泰興縣抗日少年演說競賽第一名。正因得第一名小有名氣，加上周積源一家，大哥1939年在高郵城下與日寇作戰時犧牲、二哥也在抗日前線、姐姐是共產黨員，1945年2月周積源經“豆選”擔任區兒童團團長。

所謂“豆選”，周積源說，就是每個候選人一字形席地而坐，每個人背后有個碗，投票人同意誰，就往碗里放一粒豆子，結果周積源全票當選。當時兒童團發動廣大兒童參加抗日活動，動員窮苦孩子上識字班、學抗日文化，揭露日偽政權的真相。當上了兒童團長，周積源正式走上革命征途。

8月26日，記者與周積源聊起了新四軍研究會文集中收錄的《兩塊補丁辨親人》故事。周積源說，這是自己村里人真實的故事啊。

時光流逝，刀光劍影已暗淡，但當年一場激戰后，親人們尋找烈士遺體的情景，卻依然鮮明。周積源說，周春陽烈士是我的遠房叔叔，1944年他穿上灰軍裝，當上新四軍。1947年3月周春陽所在部隊泰興縣獨立團，在姚家莊為掩護群眾轉移，跟兵力數倍于我的敵一○二旅及敵人的地方武裝激戰一晝夜，終因寡不敵眾，全團有300多人壯烈犧牲。

有一位鄰村的戰友，跟周春陽同一個班，突圍之后托人給周春陽的爹媽捎信，說周春陽與敵人拼殺時，犧牲在姚家莊東北面一條小河邊，要他們快去收尸。噩耗傳來，全村震驚，家里人悲痛欲絕。村里立即組織了幾個人，由春陽的姐姐春英帶領，推著獨輪車去尋找親人的遺體。這時，敵人已經撤離，烈士遺體從姚家莊被運到楊村廟村一處曠野里集中安葬。泰興縣獨立團的烈士中有不少本地人，政府為了方便烈士家屬尋找親人，推遲了集中安葬的時間。烈士的遺體血跡斑斑，有人犧牲了還怒目前方，手里緊攥著刀槍，掰都掰不開。

周積源老家是平原，一場戰斗打下來，敵人撤退了，老家人就去收拾戰場，尋找親人。那時，家人都不知道親人是死是活，只能猜大概在哪個方向，有的在這塊田，有的在小山包后。周春陽在那場戰斗中犧牲了，有人告訴老家人，大概在那塊田里。家中三個親人前去尋找，那到處都是戰死的士兵啊。收拾戰場時，老家人把戰死的敵人，收拾到一邊，再把子弟兵收拾到一邊。戰死的士兵，在田地里，子彈有的打到了頭，有的打到身子，臉上身上沾滿泥土，分辨不清面目。家人接連翻找了，都沒找到。

周春陽的母親在家里聽說還沒找到，就告訴周春英他們，因家窮，周春陽走時穿的是一條舊的花布短褲，按這個去找找看。家人按母親說的，再到那塊田里去找，終于在田里找到了周春陽遺體。“春英不顧眾人勸阻，把弟弟已經發出異味的遺體緊緊抱在懷里，哭喊著：“好弟弟，姐姐代表全家來接你啦，我們回家吧。”

時隔半個多世紀，周積源回憶起這一細節，難抑悲情。他說，當時寫這篇懷念文章時，自己作了點文學處理，把標題寫成“兩塊補丁”，今天才把事情的真相說出來了。

吳立夏：沙家浜的那段烽火歲月

現代京劇《沙家浜》故事中的許多英雄人物，原是葉飛將軍率領前往抗日前線的八閩兒郎。市民政局原局長離休干部吳立夏，就是當年沙家浜新四軍36個傷病員之一。

市新四軍研究會成立之初，新四軍老戰士、市新四軍研究會名譽會長吳挺，就采訪收集了吳立夏當年參與抗戰的事跡，并寫成了文章。

在抗日戰爭及后來的解放戰爭、福建前線剿匪、海防對敵等戰爭中，吳立夏先后8次負傷，在身上留下22處彈痕，敵人射入他股骨內的那顆子彈無法取出，留在身體里近60年，一直到病逝在殯儀館火化以后，這顆子彈頭才被取出來，留給子女做永久的紀念。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8月25日上午，吳挺從隨身的袋子里掏出了幾張黑白照片。記者問他，這照片上是誰，吳老說：這就是吳立夏啊，年輕時的半身照。吳挺說：“我跟吳立夏都是新四軍部隊的，但不在一個團。今年我又把當年寫他的文章拿出來，作了些精編，還準備配上照片。這照片是不久前找他們家人要來的，現在要拿去掃描一下啊。”話語間流露著新四軍老戰士間的那份摯情。

吳立夏的經歷，恰是當年抗日烽火歲月的真實寫照。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國進入全民族的抗日高潮。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8月根據國共兩黨第二次團結合作抗日的協議，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長征到達陜北的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按全國抗日統一編制序列，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同年10月將留在江西、福建、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等8省15個地區的南方紅軍游擊隊動員下山，集中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1937年底葉飛、阮英平奉命率領閩東紅軍獨立師1300多位八閩熱血青年，從福建省屏南縣出發，奔赴抗日前線，到皖南巖寺被編入新四軍三支隊第六團，吳立夏被任命為該團一營二連連長。

1938年9月為了不暴露新四軍三支隊第六團東進的軍事意圖，部隊沿用了“江南抗日義勇軍”的番號，簡稱“江抗”。1939年6月“江抗”部隊夜襲滬寧鐵路和京杭大運河關隘的滸墅關火車站。接著又乘勝進入常熟，先后打掉了10多個頑軍據點。但在江陰顧山鎮東南，與日偽軍激戰中，吳立夏再次負傷。這時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大舉向“江抗”進攻，形勢陡然嚴峻。之后部隊奉命進行戰略轉移，上級決定吳立夏和六團團部作戰參謀的夏光等傷病員，一起留在陽澄湖旁的昆承湖邊，分散隱蔽在橫川、長浜和西董浜的蘆葦蕩中養傷。不久，他們又集中安置到董家浜、張家浜（即現代京劇《沙家浜》中的沙家浜）等村莊的蘆葦蕩中。

沙家浜的群眾喜歡喝茶，當地茶館多。茶館是個“壘起七星灶，銅爐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場所。吳立夏等就以茶館為掩護，設立秘密交通站或接頭戶。當時吳立夏和傷病員經常去接頭戶的茶館，有一家名為“添智堂”，其主人是位女性，熱情大方，靈活機智，地下黨從上海各界愛國人士中籌集來的藥品和慰問品，大多通過添智堂等茶館秘密轉送到傷病員手中。

有一次，吳立夏和幾位傷病員正在添智堂與茶館女主人接頭，突然村頭傳來亂糟糟的聲音。偽頑軍包圍了村莊，女主人立即將吳立夏等人和物品轉移到對面的沙奶奶家。偽頑軍的胡司令和王參謀長帶著保安團的近百人，一進村就直奔添智堂茶館。他們恫嚇威逼說，有人看見新四軍派人來茶館接頭，快快交出人來，否則，就要血洗茶館。女主人與偽頑軍頭目周旋，情急生智，趁進廚房提開水泡茶時，猛地向窗外的河中拋去一塊磚頭。“撲通”一聲響，屋里的敵人驚弓之鳥般，涌出門去，朝河中射出一串子彈，打得河邊蘆葦叢中的野鴨亂飛。這時，接到信鴿報信的新四軍傷病員，聽到槍聲后，也在遠處回應般向空中打了幾槍，將敵人引向蘆葦蕩。

沙家浜老百姓不惜自家性命保護新四軍傷病員，吳立夏和戰友們與他們結下了魚水深情。由于敵人封鎖港汊，日夜追捕，加上缺醫少藥營養不良和氣候惡劣，傷病員中有10位不幸死于敗血癥，還有一位傷員不小心掉入河中，被洪水沖走了，堅持到最后勝利走出蘆葦蕩的只有25人。

1939年底由這不到一個排的人員起家，隊伍不斷壯大，人員逾百。2個月后上級又調來了兩個連的地方武裝，以老六團的同志為骨干，成立了“江抗”東路軍，吳立夏任特務營副營長，后來又成立了新“江抗”。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這支部隊在三年解放戰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幾經整編，到1948年已升格為華東野戰軍主力一縱隊二師四團。

吳立夏于1955年轉業到三明地方工作，1983年6月離職休養，享受副廳級待遇，之后擔任三明市新四軍研究會顧問，1996年病故，享年84歲。吳挺說，今天回憶這些抗戰往事，就是為了讓年輕一代記得住那段歷史啊。

黃橋戰役的一段記憶

“當年放牛娃，成了司令員”，這是老戰友對新四軍老戰士秦久芝的描述。

秦久芝在他的回憶文章中寫道，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援助是決戰勝利的基礎，新四軍東進北上抗日，符合當時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深得人心。古語說得好，得人心者得天下。新四軍進駐黃橋后，大力開展根據地建設，蘇北區黨委和臨時行政委員會相繼成立，工抗會、農抗會、青抗會、兒童團等群眾組織先后建立，黃橋地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通過二五減租和免除苛捐雜稅，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得到解放。黃橋戰役中充分發揮了群眾組織作用，如青抗會、農抗會、工抗會修筑工事，日夜巡邏，婦抗會送傷員，發動地方游擊隊，深入敵后偵察敵情，兒童團站崗放哨，商抗會發動鎮上13家磨坊、66家燒餅店為新四軍做燒餅，并用80輛車子為支前日夜忙碌。

8月28日，曾擔任過軍分區副司令員的秦久芝在電話中告訴記者，當年他參加了這場戰役，記憶猶新。記者想再作些采訪，秦久芝說，就不必了。放下電話，收筆結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