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是中國歷史上獨有的一種人才選拔制度。科舉制對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民俗乃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廣泛影響，很少有一種制度能夠和它相比。比如，深深滲透到中國人思想和血液中的狀元文化就是一例。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將來臨。現代高考制度和過去的科舉制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然而文化的血脈是無法割斷的，延續過1300多年之久的科舉文化對中國人思想的潛移默化影響，無論是積極還是消極，我們都無法回避。

“狀元”稱號最早出自唐朝

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自隋唐開始施行，直到清末廢止，其間除了蒙元初期的幾十年停止了一段，無論是歷時長久的統一王朝，還是不斷更迭的五代十國；無論是漢族人建立的帝國，還是少數民族政權，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

中國古代選拔人才，秦以前的商周時代主要是貴族世襲制。戰國時諸侯紛爭，得人才者昌，出現過下級士族及庶民大量登上政治舞臺的現象。兩漢時代主要行“察舉制”，就是定期由郡國長官聽取“鄉舉里選”的意見，考察轄區內的人才，薦舉給中央去做官。魏晉南北朝時，察舉演化成為“九品中正制”，察舉大權完全掌握在各地的豪門世族手中，以致弊端叢生，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這種非常有害于人才發展的局面。

隋統一中國后，廢除了地方豪族把持察舉的特權，“九品中正制”漸廢，開始試驗由中央設科目，地方舉人才，經考試后入仕的作法，這就是科舉制度的開端。又因為隋煬帝喜文學，他始設的“進士科”后來成了科舉考試中最重要的一科。

整個隋朝大約只考四五次，開頭考取的叫秀才，后來考取的才叫進士，總共只有秀才進士12人。

唐代“選士多因隋制”，初期科目之名繁多，據清代學者顧炎武《日知錄》統計，“見于史者凡50余科”，是名副其實的“設科取士”、“分科舉人”。武則天以后，每年常規考選的科目，只有“進士”和“明經”兩科了。宋代王安石變法后，只留下了進士一科，元、明、清相沿不變。雖不是“分科舉士”了，但“科舉”這個稱謂卻一直沿用下來。

“狀元”一詞始于唐代。凡舉人進京會試，須先到禮部投狀報到，故時人稱進士第一名為狀元，又稱狀頭。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朝廷開辦貢舉，考取進士四人，第一名是孫伏伽，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狀元。

唐代的狀元還不像后世那樣受人艷羨。唐代狀元并不為史書所特別記錄，兩《唐書》里有傳的狀元，如王維、柳公權、李固言，只稱“中進士第”，并不強調其狀元頭銜。而且，唐代考中狀元也和其他進士一樣，只有再通過吏部試才能入仕做官。

唐代狀元沒有高出一般進士之上的特殊榮耀，這和當時的考試與錄取方式等很有關系。狀元既不是像宋代那樣由皇帝經殿試“欽點”，也不是全憑考場上的答卷定名次，通常是由考官決定。而考官受人請托和接受推薦，取誰為狀元都屬正常現象。

宋朝狀元最“拉風”

唐代科舉，考試和錄取透明度都很大，所謂通關節，是指在考前就和主考官約定，用不著在考場內、答卷上或在閱卷時作弊，雖不正大光明，卻也不違法。

自宋太祖禁止公薦，科考逐步過渡到以答卷定棄取。宋真宗時，建立起相當完備的考試規則，試卷糊名彌封，不論主考官出于什么動機——受請托、受賄或是愛才，要想預定錄取誰，都不能公開進行了，完全憑考場上的答卷來定錄取與否。

宋代比唐代更加重視科舉，宋太祖親自行殿試，由皇帝定狀元。殿試的定制，使皇帝成為座主，他選定的第一名門生當然重要。宋太宗曾親自寫詩賜與呂蒙正、胡旦、陳堯叟等狀元。狀元及第，立即授予很優的官職，并且升遷很快。北宋狀元官至宰相（同平章事和參知政事）而政績為史家所稱道者，有呂蒙正、王曾、李迪、蘇易簡、蔡齊等。

宋代朝廷竭力給予新科進士各種榮耀。新進士錄取后，皇帝親自一一接見并賜宴（如聞喜宴、瓊林宴等）；詔令宮中衛士為狀元清道開路，前呼后擁，公卿以下無不駐足觀望，連皇帝也行注目禮。其情景之壯觀，就是出外領兵打仗、奏凱還師的將軍回京，場面也不及此。

宋代科舉，起初是每年舉行一次。治平三年（1066）英宗正式規定，此后每三年舉行一次，并成為定制，為歷代所遵循。

北宋殿試前三名均稱“狀元”；南宋時稱為“狀元”、“榜眼”和“探花”，并為后代所沿用。狀元一詞的來歷前面已經說明過，而第二名好比榜中的眼睛，故稱榜眼。探花則源于唐朝杏園的探花宴選少年俊秀者為探花郎的習俗。

權臣之子得中狀元也有政治斗爭

明正德六年，四川新都人楊慎考中狀元，他父親楊廷和是當時的內閣大學士，相當于宰相。楊慎是現任宰相之子中狀元的第一例。雖也曾引起一些竊竊私語，如有人說，殿試首席讀卷官、內閣首輔李東陽先把策題告訴了楊慎，楊慎才“所對獨詳”，但楊慎的學識淵博，才思敏捷，素為朝野所公認，所以即使到嘉靖初年楊慎父子以“議大禮”而獲罪，政敵們也并不糾纏此事。后來楊慎最終成為明代成就最為突出的大學者，就更堵死了所有非議者的口。

但是明萬歷初年，宰相張居正的兒子張懋修中了狀元，引起的議論可就紛繁復雜，導致的后果更是非常嚴重的了。

張居正是明代最有權勢的宰相，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然而功高震主的張居正，在皇權至上的時代結局必定是悲劇。萬歷十年，張居正病死，不久明神宗就削奪他的一切封贈，隨即抄家。

萬歷四年（1576）鄉試，張居正的兩個兒子張嗣修、張懋修考中舉人。這并不算稀奇，到此為止人們也不會說什么。然而到萬歷五年會試，張嗣修一甲二名考中榜眼。人們雖不敢明言，但懷疑的目光、私下的議論就難免了。更令人驚愕的是萬歷八年會試，張懋修狀元及第，大魁天下，更讓許多人心生不滿。直言敢諫的御史魏允貞上疏，認為“輔史子弟不應中式”，立即遭遇貶黜。張居正位高權重，他認可了的事，誰也不能說三道四。可是兩年以后張居正去世，張懋修、張嗣修兄弟考中狀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張居正的一大罪狀，有人揭發說張懋修的狀元策是他人代作的。結果張氏兄弟的功名雖然沒有被明令革除，但他們都以父罪而“謫戎”，命運也很悲慘。反對張居正的人更給張懋修加上了“關節狀元”以至更難聽的“野鳥為鸞”的惡名，很難洗刷清楚了。張居正死時，他的第五個兒子尚幼，有人作詩嘲諷：“狀元榜眼盡歸張，豈是文星照楚鄉。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

有了這樣的先例，以致后來萬歷二十年前后的首輔沈一貫，為了避嫌，竟讓本來很有才華的兒子沈泰鴻放棄科考。沈泰鴻對此不能理解，結果父子反目成仇。

“卷面外因素”造就的狀元

在狀元錄取中，除了權勢因素的影響外，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姓名、相貌等，有時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名字只是一個符號，但在科舉時代，有時因一個名字，竟關乎得失，系于禍福。

明永樂二十二年（1424）殿試，原擬第一名是孫曰恭。當大臣們把寫好的名單呈明成祖朱棣過目的時候，朱棣一看就連連說，不行不行，孫暴怎能做狀元。古人直行書寫，曰與恭連起來看，看著就像個暴字。最后按皇上的意思，將第三名的邢寬點為狀元。朱棣為什么忌諱這個暴字而推崇寬字？這有很深的心理因素。因為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他本來沒有資格做皇帝，是通過陰謀和武力而奪取皇位的，因為害怕別人說他殘暴，所以對暴字有特殊的敏感。他力圖在晚年樹立一個寬厚仁慈的形象，邢寬因此得了便宜。因為朱棣認為，邢寬這個名字隱含著“刑政寬和”的意思。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壽。這一年的殿試中，主考官們發現應試舉人中有個叫王壽彭的，壽彭是壽比彭祖的意思，彭祖是傳說中的老壽星，活了800多歲。為討慈禧歡心，考官們決定擬王壽彭為第一名，呈太后審定。果然慈禧見了這個名字很喜歡，很順利就欽點他為狀元。

也有投機取巧、臨時改名的。當咸豐皇帝即位時，有位應試的孫姓舉人立即悄悄改名為“孫慶咸”。開科后，雖然他的文章平平，但考官看見這個名字好，為博新主子歡心，遂將他取為會試第一名。

名字取得好不好很重要，相貌長得帥不帥關鍵時刻也會成為決定因素。洪武四年（1371），明朝舉行開國后的第一次科舉考試。本來擬定郭沖為狀元，可是朱元璋覺得此人貌不驚人，不足以顯示大明帝國的新興氣象，于是將氣宇軒昂、相貌堂堂的吳伯宗點為狀元，“以壯國威”。

明弘治十二年（1499）殿試，原定浙江人豐熙為第一名，但因為豐熙一只腳有毛病，就改選廣東南海相貌不俗的倫文敘為狀元。但豐熙的對策寫得很出色，皇帝十分贊賞，就定他為一甲第二名，卻賜同狀元及第，作為安慰。豐熙成為戴狀元冠的副狀元，千古僅此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