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歷史上還有許多文人雅士所喜聞樂道的“圣”。諸如杜甫“詩圣”，曹植、劉楨、韓愈號“文章之圣”；西晉衛協、張默，南朝陸綏，北齊楊子華，唐吳道子，明沈周和清王翬，皆號“畫圣”；漢魏張芝、皇象、鐘繇、索靖，東晉王羲之，南朝王志，皆號“書圣”；漢末韋誔號“筆圣”，張芝與唐張旭號“草圣”(草書之圣)，明李東陽號“篆圣”(篆書之圣)，唐楊惠之號“塑圣”(雕塑之圣)，三國嚴子卿、馬綏明號“棋圣”，清黃霞、范世勛號“弈圣”；孔子、陶淵明能飲而不亂，號“酒圣”；李白醉中不妨詩文，號“醉圣”等，以及民間崇拜的關羽、岳飛稱“武圣”，扁鵲、張機稱“醫圣”，張衡、馬鈞稱“木圣”，又稱“巧圣”等，泛載于典籍，多數已廣為人知。近代揚州人方爾謙善作楹聯，被稱為“聯圣”，為民國最著名的一“圣”。

近一二十年，人物傳記之書層出不窮，一些歷史人物被“圣”化，新的“圣”號時有所見。如孫武被稱為“兵圣”，司馬遷被稱為“史圣”，南唐后主李煜被稱為“詞圣”，《本草綱目》作者李時珍稱為“藥圣”(舊有“藥王”之稱)，《徐霞客游記》作者徐弘祖被稱為“地圣”；春秋時越國謀臣范蠡功成身退，經商致富，被稱為“商圣”；漢武帝時宮廷弄臣東方朔滑稽多智，被稱為“智圣”等，都是今人創造，或許將“流為丹青”。

從古到今，“圣人”何其少，諸“圣”何其多。然而世人心理，“圣人”雖少猶嫌其多，諸“圣”雖多猶嫌其少，故造“圣”者頗有其人。康有為之后再無“圣人”，而諸“圣”則不乏后繼。其中意味，耐人尋味。（萬芳珍作者系江西南昌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