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模仿、借鑒、創新之間本身就有著微妙的聯系，看“低成本的模仿”就更得辯證。模仿是人類的一種天性。就個人而言，從出生到成年，人的成長過程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模仿同類的過程，在模仿與學習的基礎上發展創造。就國家而言，尤其是在現代化的歷程中，不少國家都是在模仿其他國家先進器物、制度乃至觀念的基礎上借鑒、創新并發展，有些國家甚至在模仿上不擇手段。模仿的形態是多樣的，模仿得好了就是借鑒，并會發展為創新與超越；模仿得糟了只能是復制、剽竊和侵權。模仿的成本還有高低之分，一般而言，稍微明智些的人都愿意選擇低成本“模仿”。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山寨文化”之模仿比較五花八門，可謂多種形態并存，雖缺少獨創與超越，但也沒有太多的剽竊和抄襲。

    “山寨”中有沒有創新，創新的成分到底有多少？《聯合早報》的文章認為“山寨”是“以低成本模仿主流品牌并在功能上加以創新的新的現象”。香港記者閭丘露薇說的很辯證：“看看山寨手機，有些就是仿冒，如果真的侵權，可以走法律途徑……至于有些，則頗有創意，甚至是技術創新。”她不僅看到了我們“山寨”中模仿的兩種不同形態，還提出了對侵權行為的解決路徑，而我想補充的是對技術創新是要努力保護的，只要有創新，即使還處在萌芽甚至種子狀態，也需要呵護，這年頭，有點創新多難呀！

    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媒介呈現在大眾視線中的“山寨文化”還有相當的泛化和泡沫化成分。在大眾媒介尤其是互聯網的推波助瀾下，用“山寨”去命名和“山寨”詞語使用這兩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做大了“山寨文化”的聲勢。日益大眾化的傳媒和大眾文化、流行文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互聯網已成長為能夠傳播、影響甚至制造、放大文化的重要媒介。不過，從網絡語言、媒介文化的角度看，作為一種流行語，“山寨”一詞也具有一定的易逝性，一旦網民再度青睞于其他新奇語言時，“山寨”就不再流行，即使真正的山寨現象并不曾消逝。因此，僅從表象來看，“山寨”從一種科技產品迅速蔓延至諸多社會領域成為大眾視野中的新文化，發展態勢咄咄逼人，然而究其本身，在“山寨文化”之“實”的背面卻是“虛”的成分，在實際影響方面可能還是“虛”過于“實”。

    無論“虛”還是“實”，“山寨文化”尚未定型，還處于發展、過渡乃至形塑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諸多“新”文化的你來我往中，大眾的文化選擇與文化甄別是不可忽略的標尺。技術革命驅動下的大眾追新求異的社會心理，往往決定著新文化的飆升乃至式微。此外，處于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媒介等多重張力之中，“山寨文化”在發展中仍具有相當的可塑性。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人們對于“新”這個字眼再熟悉不過了。社會的大發展、大變革催生了諸多新觀念、新思想、新制度、新方法、新器物，接踵而至的新異事物不僅令人眼花繚亂，在不斷沖擊著固有的文化格局，構筑著新時期的中國社會文化景觀。當然，并不是一切蒙上“新”面紗出現的東西就是好的，就是合理的，更不能認同“我新我有理，我新我怕誰”的后現代文化邏輯。審視“山寨文化”等新文化現象一定層面的膚淺與浮躁，需努力反思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檢討某些地域的問題。然而，畢竟大的文化生態使然，“新”是一種常態，“我新故我來”，所以對于“山寨文化”的出現，實在是不足為奇。

    “山寨”能夠走多遠，走成什么樣，走向何方，對“山寨文化”不妨放眼量！（劉瑞生）

責編：林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