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名人，都喜歡“自白”，不過這些所謂“自白”的自供狀，是否是發自心底的真話，也就值得考究玩味了。

由于種種原因，一些名人名家，在特定的年代里、公開的場合中和正式的報刊上，所發表的言論，每每有違心之處與避諱之談，有的甚至是文過飾非或是憑空捏造。如已故的臺灣歷史學家丁中江在他《張學良百年功罪》一文中所講，功業顯赫的張學良有兩個自白，一是早年間在臺北，可說為了自保，對蔣介石說了很多違心之話，自認有過失；等到老蔣故去后，他那份留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自白則充分流露出他的“積怨”，痛罵蔣氏，為己申辯。所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丁中江認為這兩個“自白”都一無是處。近日翻檢《張學良年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看到1929年1月10日張學良殺楊宇霆、常蔭槐于奉天舊帥府的一案，張學良事后也還有一段很精彩、很獨特的“自白”。

“楊常事件”發生在張作霖被炸身亡后7個月、東北易幟還不足半個月的時間里，剛及29歲的張學良作為當時中國政壇的二號人物，居然對自己的父執輩的人物痛下辣手，所以成為當時震驚中外的一樁政治事件。現在看來，楊、常何罪，上演的還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鼻鼾”那出舊戲。以楊宇霆來講，不僅無罪，而且張作霖的半壁江山還是仰仗他的才干打下來的。要說他有什么錯的話，那就是在張作霖死后，儼然以保護人的身份自居，經常以周公輔成王的典故自詡，規勸張學良戒毒，批評他不問政事。這讓年輕氣盛的張學良接受不了，覺得楊、常二人位高權重，尾大不掉，一山難容二虎。縱觀中國歷史，新主上臺后，不分青紅皂白，無故誅殺前朝舊臣的，好像已成慣例，俯拾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