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有效的管理手段”之所以被農民工的下跪“消解”，一者與國人尚未培養起對法律權威的尊重有關。經常聽到有人說“法不外乎人情”，問題是，如果法律每次都在人情面前“拐彎”，那么法律的威信與作用又在哪里？二者，在于相關法律制定欠缺透明，執行過程缺乏人性化。試問：處罰規定的創制、金額的確定有無征求公眾意見？規定出臺后可曾明確公示，及時告知公眾知曉？面對不知情的“違法者”，執法人員為何不能更人性、更溫情一點，而是恃“法”而驕，一口一個“就讓他跪”？三者，包括武漢在內的一些城市“創新性”地將執法權“外包”給私人，搞什么二八分成的做法也使得執法的公正性飽受質疑。

由此而言，提高城市文明水準尚需公眾與執法者共同“給力”。前者應摒棄動輒下跪的“跪族”作風和“自我弱勢化”心態，后者需改變居高臨下的執法態度，學會以更賦人性化、平等的方式與被處罰者溝通。一言以蔽之，文明城市既不要“跪族”也鄙視冷漠執法。（王垚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