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省交警部門曝光了一批在高速公路違法未處理次數超50次的車輛，張家界市國資委一臺小車以137次違法位居“榜首”。而綜合湖南交警部門一個月來的分批曝光情況，違法數十次甚至上百次的公車大量存在，最多的累計違法高達288次。

視交通法規如無物，在道路上百無禁忌，公車的違法膽量令人吃驚。這種事實上的“馬路特權”，損害了政府部門的形象，給交通執法帶來混亂，更在社會心理層面，向公眾傳遞出不平等與不公正。原本應帶頭守法的公車，為何成為違法的領頭羊？很多人將其歸結為特權思想在作祟。現代法治原本是以“不信任”的態度，對公權力進行防控的，期求于公車所在部門自覺奉公守法，無異于緣木求魚。

公車違法的張狂，首先與交通執法的“網開一面”有關。一些公車之所以敢挑戰執法權威，很大程度在于處罰可以私下“擺平”。很多地方，公車違法后通過種種關系“減免”處罰，甚至成為一種通行的潛規則。處罰上的“官民不平等”，導致一些部門根本不把交通法規放在眼里。而有的交管部門，則利用處罰權與其他部門“協調關系”，這種以執法權進行單位勾兌的現象，也助長了公車違法的膽量。

最關鍵的問題是，公車違法的成本，往往不用違法者自己掏腰包。包括違法處罰在內的公車開銷，一般都由部門公款報銷，違法行為人毫發無損。即便公車違法受到交管部門的嚴格處罰，最終也可能是由納稅人承擔違法成本。在法律上，處罰對于違法的糾治功能，首先依賴于行責罰相一致，倘若違法行為主體與責任承擔主體出現分離，違法者不用承擔任何違法成本，那么再嚴厲的處罰也無法約束違法者。實踐中，由于公車開銷中并未明確違法者的責任，所謂花納稅人的錢不心疼，我違法你埋單，自然成為公車違法屢禁不止的關鍵原因。

可見，治理公車違法現象，讓公車真正去特權化，既要像湖南啟動公車違法“零減免”那樣，通過一視同仁的嚴格執法，遏制公車違法的沖動；更關鍵還在于，如何在制度上建立起不讓納稅人為公車違法埋單的機制，只有將違法成本真正落實到違法者本人頭上，才能從根本上杜絕公車違法的張狂。（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