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央視報道有人組織武漢在校大學生“槍手”前往河南杞縣等高考考點參加替考。教育部回應稱，已派出工作組趕赴河南省、湖北省指導督辦調查。河南省招辦回應稱，2014年該省已查實違規違紀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6月18日《新京報》）

違規考生165人，其中替考者就占了絕大多數，可見替考作弊已成“產業式發展”和“規模式效應”。事實上也是如此，隨著報道的深入，相關內情也逐漸浮出水面，從高考前幾個月，武漢幾所大學教學樓廁所內出現招募高考“槍手”的小廣告，到考試前，考試組織者向每位“槍手”支付5000元定金，考試結束后將根據成績補發“獎金”；從“槍手”價格一本三萬、二本兩萬、重點五萬，到買通關系打點一個考場起碼7萬，再到驗證指紋時，監考老師發現破綻不阻攔，一個作案鏈得到了完整呈現，一切防控措施和制度安排，在糖衣炮彈之下都形同虛設。

外界有舉報，媒體有曝光，而唯獨監管卻始終后知后覺。一個作案多年的團伙，再加上招聘“槍手”的小廣告昭然若揭，可見高考作弊現象的嚴重性。而事實上，近年來盡管管控措施越來越嚴，但高考作弊的案例卻不時發生，有些案件還相當嚴重，其背后的原因就值得思考。就其根本來說，還是處罰失之過軟，違法成本過低，無以遏制作奸犯科者的沖動。

就教育部的回復來看，其處理分為幾個層次，一是對涉及的教育系統工作人員，一律按照有關規定嚴肅處理；二是對偽造、變更身份證準考證以及其他證明材料，由他人代替或代替考生參加考試的考生，取消當科成績，并禁止參加其他國考1-3年；三是對替考的大學生“槍手”，將開除學籍。同時，構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機關進行處理。確切的說，這樣的處理遵循了一定的慣例，也符合《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的規定，但就整體來說明顯偏輕，無以達到觸及靈魂的效果。若沒有社會誠信體系的風險和入刑的代價，單純的禁考、取消成績和開除學籍，恐怕很難起到威懾作用。

然而，這類案例在香港的處理卻完全不同。2012年2月27日，3名內地男子在香港使用假身份證明文件代人參加托福考試，被判實時入獄10個月。裁判官斥3被告明知故犯，令國際認可的考試評估制度受損，行為可恥。就國外來看，類似的行為同樣會有入刑的風險。反觀國內，替考事件處罰遭遇法律空白，即便交由司法機關，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2條規定，重則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1000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500元以下罰款。正是基于此，才有檢察官建議在《刑法》中增設“非法組織替考罪”。

從2008年的“甘肅天水替考案”，到2012年的“河南開封替考案”，再到2012年的“內蒙古師范大學區外院校美術類考試替考案”，無不面臨著無法可依的尷尬。時下，替代已有產業化趨勢，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廣，門類越來越多，手段越來越先進。在泛濫成災的趨勢之下，跳出道德約束的思維定勢，用刑法規范“槍手”、打擊“替考”已勢在必行。（唐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