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敢于擔當，是促成遵義會議成功召開的關鍵因素，也是黨勝利前進和發展的基本要素，應大力倡導。

遵義會議前后，面對敵人的重兵圍追堵截，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處境極其艱難，危在旦夕。當時，唯有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領導，才有可能擺脫困境，獲得生機。但是，當時作為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的博古并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而是依然延續教條主義的領導。面對危急形勢，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人沒有回避和退縮，而是敢于擔當，毅然對“左傾”錯誤提出批評。周恩來后來回憶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紅軍攻克遵義后，他們又奮起挽救危局，不僅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而且在會上對博古、李德在軍事上指揮錯誤進行嚴厲批評和及時糾正，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的領導。當時，博古是黨的最高領導人，李德是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但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和其他與會者不顧個人得失，對他們的錯誤毫不留情，提出尖銳的批評。這的確承擔著很大風險，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氣魄。事實證明，這種敢于擔當的精神對于黨的發展至關重要，有利于及時糾正黨內出現的各種錯誤傾向，從而保證黨的領導方向的正確性。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黨內一些人缺乏擔當精神。他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甘愿做“圓滑官”“老好人”“推拉門”“墻頭草”，喜歡“和稀泥”。對于工作中的問題或錯誤思想苗頭，他們不是去直面應對、及時解決，而是明哲保身，極力回避，以至貽害無窮。對此，我們必須要下大力氣解決。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領導干部必須要“敢于擔當”，把“敢于擔當”作為好干部的五個條件之一，認為“堅持原則、敢于擔當是黨的干部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倡導“為人民服務，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的執政理念。這是很有針對性的，其目的就是要求廣大領導干部要在工作實踐中，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目前，“中國改革經過三十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我們尤其要倡導敢于擔當精神，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