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徐林東有“偏執性精神障礙”，需要送院治療，在程序上，也應征求其監護人的同意。精神病人屬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必須有監護人對其進行監護。而監護人的職責就是“保護被監護人的身體健康，照顧被監護人的生活，管理和保護被監護人的財產”。《民法通則》第17條還明文規定了監護人的排序，即先配偶，再父母，再成年子女，再其他近親屬，然后才是愿意承擔監護責任，經精神病人的所在單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同意的關系密切的其他親屬、朋友。沒有上述規定的監護人的情況下，才能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單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也就是說，鄉政府根本無權將徐林東送治。醫院某負責人面對徐林東的近親屬稱，“家屬沒這個權利把他接走。”“只有鄉政府才有這個權力。”如此“權力觀”，既不在理，更不合法，而是嚴重的違法。對非精神病人的違法強制救治，并且拒絕和阻止當事人離院，已然涉嫌“非法拘禁”。

依據刑法第238條的規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具有毆打、侮辱情節的，從重處罰。然而在多起“被精神病”事件之后，無一人被問責。正如《南方周末》最近所調查的那樣，“那些拆出人命的地方，責任官員果果個個還在”。

對“釘子戶”的暴力拆遷也罷，對上訪人的暴力截訪或“被精神病”也罷，都被放置在地方經濟發展或地方維穩的框架之下。發展是為了以政績謀官帽，截訪是為了以平安保官帽，本質都是為了維護官職的穩定與升遷。有了這個“正確”目的，手段的不正確也就可以不顧了。下屬辦事，上級問責。但下屬是為上級辦事，雖手段不當，上級又怎能對這樣的下屬問責？在絕對的權力面前，任何不馴服的人都是“精神病”，任何維護絕對權力的行為都不可究責。如果這個怪圈不被破除，“被精神病”還將繼續蔓延。在基層民主、制度正義還無法期待之前，也只有輿論的聚合才能驚動更高層級的權力，查處這種種基層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