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不是只要是貌似不破壞文化本體的行為，就是我們可以倡導和仿效的呢？也不盡然。比如對西門慶這個特定文化語境中的人物，我們爭搶著復原他的“故里”以及小說中描寫的環境，那將意味著我們的某些人已經養成了逐臭怪癖。對待傳統文化，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個原則，其實是無須重申。但很多人對此原則已經很不屑了，聞香和逐臭，他們認為是一碼事，都是為了賺取了眼球。當然，我們不排除自然界有那么一類動物以逐臭食腐為嗜好，同理，狐臭至于某些人，堪比美酒之異香。就如同我們面對這些文學的名著，對其中向善、誡邪、懲惡的力量他們體會不到，而特別津津樂道于西門慶的生活形態。他們的骨子眼里，是相當相當地羨慕西門先生的。

不要以為批評者在搬弄祖宗的說教。外國人也不胡來，如亞當·斯密在18世紀就強調行為的合宜性，很顯然，向善、求美這種基本道德和情操的具有，是合宜的。而趨惡、逐臭則是不合宜的。如果誰還在張羅西門先生安家落戶，那是貽笑大方的。

當然，無論找什么，爭奪什么，都是超越文化本意的一種利益競爭。利益，體現在從傳統文化中找尋出現代產業價值，這不可回避，也無須回避。除開民間故事的口耳相傳外，其它任何一種文化傳播似乎都由利益鏈條串聯。撰寫、出版、制作、播出等等，產業層疊交錯；而尋找“翠翠”，或者建成“西門慶故里”，從主觀上說，都想使當地一夜揚名而帶來效益。我們不排除策劃者具有同樣的功利心，但是，湘西張家界成為翠翠之家，或許可以成為大家都樂于走進的安妮小屋，而西門慶故里一旦建成，則只可能成為一座常人唯恐不及躲避的黑店。 （記者 何旭 來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