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教育決策機制一天不改,它所帶來的問題,就不可能消除,反而會加劇——哪怕今天某個加分項目被取消,很有可能過不久,由于某種現實利益因素,又會被恢復——筆者發現,在我國已經啟動實施的教改規劃綱要中,提到的改革措施不少,然而,具有“龍頭”意義的改革,卻很少涉及,這就是怎樣約束行政部門的權力,怎樣改革教育行政部門的工作,怎樣建立民主、科學的教育決策機制。在現有綱要文本中,教育行政部門實質擁有完全的教育改革主導權,這難免讓人憂慮,行政部門能在改革中,自動約束自身的權力,自動歸還本屬于學校的教育權和學術權,自動給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參與教育決策的權利嗎?

有人說,建立這樣的教育決策機制,工程龐大,千頭萬緒,十分困難。筆者不以為然。當前每一個教育事件,都可以開啟這樣的教育決策機制構建。就拿高考加分來說,就可以建立一個有各方力量參與的獨立的調查委員會,調查加分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并聽取學校、教師、學生、家長的意見,進而制訂初步的改革方案,這一改革方案,要提交人大聽證、審議,在方案實施過程中,人大具有監督執行、問責的權力。這一過程,就可建立重大教育決策由人大機構主導的基本機制,同時,促成社區教育委員會、學校教師委員會、學生委員會的形成。當有這樣的基本教育制度,我國的教育才不會陷入一個又一個教育事件的糾結與迷茫中。

(熊丙奇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