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3日召開的“草海北片區保護治理和開發建設現場調研會”上，昆明市委副書記、市長張祖林表情凝重地表示：“有些拆遷工作是有愧于百姓的！”他表示，希望基層政府、組織把相關工作做好做細，最重要的是把老百姓安置好，盡量讓老百姓早日回遷。(8月15日云南網)

在筆者的印象中，在一些地方近幾年來轟轟烈烈的城市拆遷改造中，能痛定思痛說出上述一番話的地方官員，并不常見。有著這樣的認知，在當地今后可能面臨的拆遷工作中，對于被拆遷人的安置補償工作是有利的，上述表態無疑對拆遷戶是一個福音。然而，讓公眾焦慮的是，在官員群體中有著和昆明市長一樣的“拆遷認知”的官員，未必足夠多。近幾年來屢屢發生的極不和諧的拆遷事件，時不時引發令公眾痛心的暴力拆遷、唐福珍那樣的自焚以抗爭的悲劇，似可得到佐證。那么，如何真正保障和保護數量眾多的拆遷人利益僅靠一些有“良心”官員，顯然還不夠。

一些拆遷戶在城市拆遷改造中屢屢“受傷”，淪落為利益博弈的“弱者”，根源還在于制度和法紀上對弱勢群體保護和保障的孱弱。

在制度和法紀跟進緩慢，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又過于急功近利的情況下，被拆遷人利益必然難以得到保障。因為，在制度約束缺失或不夠嚴的情況下，公權力和掌握公權力的一些官員會習慣性喜歡“權力濫用”。在自己的政績和面子面前，百姓利益有可能被放置在后位；在可以給城市帶來GDP數字和政績的情況下，一些官員只會更“親商”而不是“親民”。一些地方官員屢屢在拆遷中充當開發商的“馬前卒”就是證明。